就在今年2月初，江泽民主席就中国科学院《迎接知识经济时代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》的研究报告作了重要批示：知识经济、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在那时，有关知识经济的图书还凤毛麟角，难以找寻。但时至今日，短短的几个月内竞相涌现的知识经济类图书版本多达十余种，让人应接不暇：3月，北京科技出版社推出了吴季松著《知识经济———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》；4月，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《知识经济专家谈》（陈胜昌主编）；5月，《创新与未来———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》（陈甬祥著，科学出版社）和《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》（冯之浚主编，中央党校出版社）二书问世；6月，《知识经济第三经济革命》（刘磊等著，中国大地出版社）和《知识经济时代》（天津人民社，秦言著）相继上市；7月，改革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青年学者赵弘著、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写序的《知识经济呼唤中国》；8月，中国人事出版社《知识经济问答》普及本和山西经济出版社《知识经济论》理论专著也与读者见面了。
图书市场的竞争，难免会引起同类题材诸多版本的批量生产。一方面，这是件好事，它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来。
在8月12日北京席殊书屋书评会上，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兼国家863信息领域战略组负责人钟义信教授颇为委婉地给当前“知识经济图书热”泼了一盆冷水。他谈到，我国现阶段对“知识经济”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很模糊，老是在信息经济、数字化生存、网络经济和智能经济之间左冲右突，一直忙着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。钟教授认为，信息经济、知识经济和智能经济是互不等同的三个概念。信息是一种资源，知识是人类对信息资源的提炼与加工，而智能则是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。我国历来轻基础重原理，容易看得远而忽视近，信息产业化破碎不全，知识产业化已刻不容缓。
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著名学者朱厚泽和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。朱厚泽先生比较赞同信息是大圆、知识是中圆、智能是小圆的“三圆论”。就在今年初就有出版社的同志找朱先生来谈知识经济出书的事情，当时他很吃惊，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方言说道：“编书？不敢、不敢哦！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研究嘛！朱先生十分佩服年轻人的勇气和毅力，一百天就能写出四五十万字的一本书来，不到一年，知识经济在社会上就很热闹了。但他认为，所有这类书基本还处于“评介阶段”，对知识经济范围的界定差别太大。于光远先生面对当前的荆州、九江大堤决口，我们的军民仍然在用最原始的血肉之躯（劳力）抗洪救灾，十分感慨。他打趣地说让三国时期的刘备、诸葛亮来谈论“知识经济”也许更合适。他在《知识经济呼唤中国》一书序文中很谨慎地下：“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，下世纪内有可能进入智能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。这种论述也许要比某些“人类已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”的标榜更为理智和科学。
作为一个舶来词，“知识经济”发端于国外。在国内研究不够深入的前提下，借鉴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，或许更为必要。江西教育出版社黄明雨先生甚至把这项工作称为“当务之急”。他说：“与其急功近利地拼凑一些表象的甚至陈旧的东西，不如系统地翻译一批比较成熟的著作，以促进学术探索和社会进步。”据悉，该社正在运作的“知识经济译丛”计8本，将于今年10月初和明年秋分两批出版。
北京科技版《知识经济》一书可谓此次知识经济图书热的开风气之先者，其作者吴季松先生对后续图书也表示关注。他认为，对这一崭新命题要进行“郑重的系统研究”，要有“自己的东西，要有质量”。
